那么多王朝定都洛阳？为什么邙山是历代帝王钦选的风水宝地？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将携手为我们一层层揭开古都洛阳北邙风生水起的谜底。

“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洛阳城北的邙山是中国人终极归宿的代名词，邙山上陵墓多得“几无卧牛之地”，更有6代24帝长眠于此，分布之密、数量之多、延续年代之久，堪称中国之最。邙山属崤山余脉，高出黄河、洛河水面约150米，地势开阔，南有洛水，地处黄河与洛河交汇处，‘水口’是上上之选，整个陵区的风水是不错的。在邙山地表以下5 ～ 15米的土层，渗水率低、黏结性好、土壤紧硬密实，最适于安置墓穴。”

　　在风水理论中，葬地讲究生气凝聚、风吹不到，并且有水流可以界止生气，由晋郭璞写就的风水名著《葬书》对此的解释是：能够给人带来福音的葬地，靠的是葬地内的生气。生气在地里流动，遇见风一吹就散了，遇见水流一拦挡，就停止不动了。这其中的气，指的是阴阳二气。宇宙间存在的这两种相反相成的气，时刻不停地在消长变化，当阴阳二气彼此平衡为最佳状态。邙山一带“北枕邙山南蹬洛水”正是“靠山面水，藏风聚气”的理想营坟之所。

　　狭义上的邙山，仅为黄河南岸、洛阳城北的一段丘陵地，大概的位置在洛阳市北侧孟津至偃师东西一线的黄河与洛河交汇处，东西约50公里，南北约20公里，海拔约300米；地理学意义上的邙山范围应更广些，它西接秦岭，向东沿黄河南岸绵延至郑州市北的广武山，长达100多公里。

诗人王建《北邙行》中写道：“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

　　这说明至少到唐代，邙山的陵墓数量已经呈现饱和状态，“几无卧牛之地”的说法绝非一句虚言。自那时起，“邙山”或“北邙”这两个字，从一个事实上的古墓群所在地，渐渐转换成为一个人生归宿的代名词，从一个地理概念，被引申成为一个人文概念。从西晋时期张载的纯客观描述“北邙何累累，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经过唐诗时代的大规模浪漫洗礼，到清末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到黛玉之死时，已成为纯主观感叹，如李纨叹黛玉“小小年纪，便做了北邙乡女”。今人在编撰《辞海》时，干脆下定义为：“邙，亡人之乡也”。也许，比起遥不可及的天堂和阴风惨惨的地狱，邙山听起来更加温暖、可靠而又具体，不带有宗教或道德批判色彩。让逝者重归大地，在木材、石料、陶瓦乃至珍贵的金银珠宝簇拥下长眠，更符合古人“天人合一，事死如生”的观念。

可是在辽阔的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像邙山陵区这样的台塬比比皆是，论风水地势及土质，邙山也不是葬地的唯一选择。然而唯独邙山，成为“亡人之乡”，为什么？

汉开国皇帝刘秀仿照先帝西汉文帝与窦皇后合葬的灞陵为样板，不像西汉其他诸陵那样营建巨大的覆斗型坟丘，而是因山为陵，在邙山上模仿自然山丘的形状，并引来天然流水，久而久之，使陵园与周围自然融为一体，令盗墓者难以发现。如此一来，势必要去掉覆斗型墓边缘的人工棱角，一种半球形的、外观类似于小山丘的封土形制就这样悄然诞生了。

汉文化的来源，一为秦，二为楚。西汉巨大的方形覆斗型封土和俑坑，应是秦文化的因素；因山为陵，回归自然则应该是楚文化因素。而楚文化，则被认为是老子思想的渊源。

　　所以，由刘秀开创的帝王陵墓“因山为陵”做法可能与黄老学说有某种暗合，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而强调陵墓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正是晋郭璞《葬书》所包含的风水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说，邙山的帝王陵墓直接启发了以东汉道教为基础的风水理论，邙山也成为历代风水师心目中的风水圣地。

　 风水师寻葬地的一般顺序是“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其中，“觅龙”是第一要素。古人称山势为龙，觅龙即寻找生气流动的山。

　　从中国的地理形势上看，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如天山-阴山，昆仑山-秦岭等。根据已知的文献，风水理论演化到唐宋之间，开始关注山川的形势、走向和脉络，并热衷于在绵延不绝的山脉中找寻“龙脉”———天下的龙脉都发源于昆仑山，并向东延伸出三条主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行，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秦岭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龙脉群峰起伏、厚实且藏风聚气，无疑是“生气流动的山”，而龙脉集结处则更佳，如《葬书》言：“葬者，原其起，乘其止”，“势来形止，是谓全气。全气之地，当葬其止”。

　　东汉以后，关于邙山乃至洛阳的风水如何优秀，开始大量出现在风水文献之中。到了北宋道士李思聪的《堪舆杂著》中，洛阳被描述为“四山紧拱，河洛悠扬”的“大聚会”之所，而洛阳北面的邙山不仅是“中龙”主脉的聚结处，且有伊、洛、瀍、涧四水乃至黄河环抱穴地，是葬地的上上之选。

　　但风水真的是邙山帝陵云集的唯一原因吗？恐怕很难下此结论。风水毕竟只是一种难以实证的观念体系，一项“传统知识”，况且历史上并未埋骨邙山的帝王也为数不少。如果要更为“客观”地理解邙山现象，须从洛阳千年帝都的身份说起。

在洛阳建都起于上古。《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曾临洛水之滨，他向南可以看到伊阙、木谷、轩辕，向北望见太行，认为此地是极佳的建都位置。周公则亲自勘测其地，绘制了详细的城市规划图，营建洛邑作为陪都，到周平王时则正式迁都，开创了洛阳作为都城的历史。此后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后）、后梁、后唐各朝以此为都，是为九朝故都，历时达1300多年。

　　这里的确是掌控天下所必须的战略要地。它东面的虎牢关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西靠崤山、函谷关这一进入关中平原的咽喉要塞，北依黄河天险及太行王屋二山，可以西挟关陇，东压江淮，北通幽燕，南达荆楚，正如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所言，洛阳“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是兵家必争之要地。

　　东汉时期，洛阳的规模已经极其宏大，班固在《两都赋》中写道：东汉“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北魏时期，从北方迁洛的鲜卑族人更将洛阳营建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隋时，炀帝杨广对洛阳地形仍称赞有加。他登上了邙山，向南眺望伊阙而感叹：“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除军事地理的考量外，洛阳也是一个宜居之地。“河出图、洛出书”，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洛、伊、瀍、涧四水流贯洛阳平原，气候温和，利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从考古发掘上看，自夏时起洛阳就有人居住，到西汉时已发展为全国性的大都市，隋唐之际更成为“人口百万，四方纳贡，百国来朝，盛极一时”的国际大都市。

　　千年以来，这里人烟辐辏，文化发达。生而居之者既多，埋骨于此者势必不少，加上邙山又是经风水理论证实的风水宝地，邙山上集中了如此众多的帝陵和古墓群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后代为避北方少数民族来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不断南移，但洛阳一直是北方重镇。风水的种子以及对洛阳的思乡之情，随着东晋王朝的南渡和历代中原人因避乱不断的迁徙，播撒到全国各地，邙山因此反复地出现在文人墨客的描述中，自此绵延不绝，成为历代风水师心目中的风水圣地和理想的魂归之处。

在邙山脚下的孟津县白河乡铁谢村，有座人称“刘秀坟”的大土丘，现在已经开发成了颇具规模的旅游景点，经常有游客专程从洛阳市赶去参观，我也是慕名而去。“刘秀坟”四周有1458棵柏树，据说其中大多数种植于隋唐年间，且每一棵都有自己的传说，其中最为人称奇的，莫过于光武祠门口附近的三棵“鸟鸣柏”。光武祠的讲解员解释说，相传王莽追杀刘秀的路上，有一次刘秀在山坡上睡着了，结果被树上小鸟唤醒，才及时逃生。后来刘秀称帝，就封这只鸟为神鸟。神鸟死后，化身为柏树为刘秀守墓。

　　然而事实上，“铁谢村刘秀坟只是北魏时期皇家祭祀河神的场所，原名为方泽坛。”洛阳文物工作二队的队长史家珍说。“‘刘秀坟’只是流传多年的民间传说，也是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历代学者对光武帝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存有争议。通过实地调查和勘探，洛阳文物工作二队最近确定了真正的光武帝原陵的位置：在孟津县送庄乡的三十里铺村。

　　三十里铺村附近有5座独立的大冢，其形制规模也相对较大。如此规模庞大、布局结构完整的汉墓区，在整个邙山地区别无二致，所以这应该是东汉帝陵核心区无疑。光武帝刘秀的陵墓也应该在这里。洛阳文物工作二队的副研究员严辉告诉我，光武帝原陵为东汉祖陵，构建宏大陵园在情理之中，陵区内唯有“大汉冢”规模最大，另外，洛阳文物工作二队在大汉冢封土附近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建筑遗址，还采集到了一些重要碑刻，上面有‘汉室中兴’的字样，这些证据表明大汉冢极可能就是光武帝原陵。

　　尽管邙山上古墓多且集中，但多年来学者始终未在帝陵的研究上有所突破。“这主要是因为东汉以后战乱割据，文献遗失。洛阳盆地地势狭窄，历代帝王将相和平民百姓的墓葬相互挤压、杂糅。”史家珍解释说，“此外，传统的考古勘察手段因为缺乏精准的时空关系，采集的资料除了当事人一次性使用外，其他人很难接受。要清查邙山帝陵绝非一代人所能完成，邙山陵墓资料库的采集和建立必须从长计议。”

　　2002年，在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彻底调查研究邙山。如今，“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进程已经过半。经过5年的艰苦工作，已初步确定邙山埋葬着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6代共计24座帝王的陵墓及其陪葬墓群。2008年年初，经专家评比，“东汉帝陵与邙山陵墓群”被列为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十大考古发现”很少授予调查项目，由此可见邙山陵墓群的重要价值。谈起这个项目的缘起，严辉回忆起2000年4月他在龙门石窟从事古建筑研究时，信息工程大学正在当地做测绘，使用的测量方式引入了“3S”技术，也就是GPS（全球导航定位）、RS（遥感技术）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如能将“3S”技术引入考古工作，将可使考古信息数字化，一举解决从前无法量化的难题，于是他们邀请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参与到邙山调查项目中，共同研发这项技术。

　　严辉所在的洛阳文物工作二队一直以来都在负责洛阳市郊的考古工作，邙山是他们最重要的课题。史家珍曾告诉过我一组数字：“邙山1990年代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邙山帝陵的破坏现象更加严重，原来统计过的1000多座坟丘如今仅存300多座，比任何时代消失的速度都快。再不把这批资料抢出来，以后就没机会了。”

　　盗墓成风是让考古工作者深感紧迫的另外一个原因。历朝历代，邙山都是盗墓的重灾区。这里从来没有中断过盗墓贼的身影，他们挥舞着洛阳铲，日落而作，日出而息。1904年修筑汴洛铁路，正好经过邙山南麓，破坏了大批古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纷纷外流。辛亥革命元老张钫收集民间散落的唐代墓志，构筑“ 千唐志斋”，其主要藏品就是邙山盗挖流散的墓志，如此数量的墓志需要破坏多少墓葬可想而知。

最近30年来，古玩收藏盛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铤而走险，从邙山的古墓葬中寻求宝物。实施盗挖者被称作“穿山甲”，他们背后还有完整的“产业链”，从若干中间商人，直至最后的买家。更有一些海外财团，相中了某个墓穴，赞助全部盗挖费用，然后购买所有的出土文物，这被称作“包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穿山甲”说，他们现在使用的都是进口的高科技探测仪，价格不菲，连考古队都没有能力配备这样先进的仪器。与此同时，海外的拍卖市场不断出现邙山出土的珍贵文物，虽然有部分被追回，但绝大部分最终流向世界各地。

　　墓冢数量减少，墓室被盗掘，封土和陵园遗址被毁坏，文物保护的形势异常严峻。但最突出的问题是家底不明，制约着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已经开展了5年，目前的工作主要是摸清家底，“模糊不清的地方太多，还谈不上进一步的研究和科普。”史家珍说。历朝历代都模糊不清的邙山陵墓群，现在正输入电脑进行归档。然而，面对一个数字化的邙山，我们依然茫然无知。一切都需要等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抽丝剥茧，一一向我们讲述和还原真相。

　　依托邙山之上数量庞大的古墓群，洛阳古墓博物馆于1987年开馆，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所有考古发掘工作并集中进行展示。博物馆建立在北魏皇陵的中心位置——世宗宣武帝的景陵区内，并从1万多座经过考古发掘的历代墓葬中，精心遴选出26座有代表性的墓葬进行展览，这些古墓葬的年代从西汉至宋金，时代连续，自成体系，成为了解中国古代墓葬的一本活教材。时至今日，考古工作者对主动发掘邙山陵墓群并不抱有特殊期待。所幸在考古学上，遗迹比遗物更能反映出深刻的社会和历史信息，尽可能弄清楚邙山陵墓群的年代、形制和归属，将会为我们揭开更多封存已久的历史谜团。

北宋词人李清照之父，“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李格非曾在《洛阳名园记》中感叹：“谓洛阳之兴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正如其所言，北宋定都东京，洛阳仍是西京，与南京，北京相对。而洛阳被金人攻陷后，从此一蹶不振，沦为偏远小县。尽管洛阳在历史长河中历尽兴衰荣枯、沧海桑田，城北的邙山却仍是中国人灵魂深处永远的故乡。